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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见郭庆藩，第7页）这一段庄子继续解释，鹏是如何飞到九万里高空的，为什么要飞到九万里高空。

在亚里士多德，人类无论个别而言或合为城邦的集体而言，都应具备善性而又配以那些足以佐成善行善政的必需事物［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］，从而立身立国以营善德的生活，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。在儒家，义在价值上独立且优先于命。

在《礼记》中，礼与义犹分而言之：故治国不以礼，犹无耜而耕也。若不幸有义而无命，亦当坚守内心的道德操守，不为外在的境遇所移易，是之为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（《荀子·修身》）。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样的习惯绝不是小事。（参见桑德尔，第6页）准此观之，儒家德治思想在当代的意义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中国语境，而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论资源，借以批判乃至扬弃自由主义政治理论。不过，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而感到沮丧，因为这恰恰是对人的道德主体性的肯定。

（《颜氏家训·治家》）极而言之，乃至于元恶不待教而诛。由此，政治治理也就成了示范伦理学在政治领域的展开：政者，正也。原载《中国经学》2022年第1期 进入专题： 第三期经学 经学 知识体系 。

后一含义的经，章太炎也是承认的。一派学者以钱玄同、胡适、顾颉刚、周予同为代表，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国故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学可以提供维系族群的公共认同。由此可见，在上述专名说通名说文言说五常说中，周予同所谓经的定义，其实衹是不同流派对经的文字训释，并非对具体经典内涵的界定。

当时，对二十世纪大陆经学发展不无承上启下之功的潘雨廷先生便曾预言，这股文化热潮流在三十年后应该会发生作用。当魏源、林则徐还在纠结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候，两百多年前的明朝人已经开始探求西方文化之源了。

与二十世纪主流学术相比，乾嘉汉学并没有抛弃经学的常道立场，仍然是一种经学。西元四世纪，天主教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成为罗马的国教，开始进入西方政教系统的中心。经学固然可以自称为常道，哲学（古典意义上的）、佛学、神学等不同知识体系其实也都可以如此自称。另参拙作《古典世界的山水之间》，收入寒碧、孙周兴主编《现象》第一卷，商务印书馆，2021年。

第二期经学尽管也有自身的体用结构，但由于主要与佛学对话，因此主要表现为内圣之学的拓展与对德性思维的开掘。其实并非天主教本身更具诚信，因为几乎所有宗教信仰都强调诚，这与信仰者自身的精神状态有关。1940年代，熊十力先生为弟子开讲《读经示要》的时候，仍然强调经为常道不可不读。当然，那些打着经学旗号，空自标榜的伪学术不在其列。

这是2017年我在浙大历史系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概念。僵化、颟顸的清代政权，其实便是鲁迅笔下那个不敢直面现实、又善于运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的集中体现。

在周予同看来，骈文派的观点近于附会， 古文派过于空泛， 今文派过于狭窄。这一看法是很平实的，尽管与传统视经学为常道的观点有别，但其实也衹是一种立场变化后的修辞而已，与日本学者本田成之把经学称为广义的人生教育学，或徐复观把经比拟为传统社会的基本教科书，其实并无大异。

经学作为传统知识体系的基石，在今天已经很难以一人之力在每个分支上都能齐头并进，但经学本身仍然具有自我融贯的学术要求。这样，从知识体系角度来定位经学，尽管同样意味着一种反思视角，却与从知性视角所作的功能性定位截然不同。近代以来，之所以有人会把二者相混淆，与对西汉经学的理解有关。清代的历法其实已经出自西洋的天文学，康熙也喜爱西洋数学与科技，一度对耶稣会士信任有加。日常语言中的是什么也不等于对事物的严格定义。因此，有关经学的争议首先指向经的内涵。

晚明士大夫所看重的首先是通过耶稣会表现出的天主教的虔敬精神，其次才是天主教的教义内涵。[11]拙作《历史经学导论》，《新经学》第四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9年。

孔孟皆以师道自任，通过对经学大义的重新探讨，对现代人类基本问题作出反省，本来便是经学的应有之义。这在章太炎对经学的各种表述中可以看出。

可惜乾嘉学术并未真正继承汉宋的基本格局。新式学校得以建立，科举才能顺利废除。

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无论主动还是被动，都在事实上走出原有的自足系统，加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体系。诚意对于少数人来说可能并未失去，但对多数人而言，早已荡然无存。相比之下，晚明思想界对西方的理解与晚清以后有个最大的不同，便是尚无弱势者在受到挫败后那种典型的屈辱自卑心理。尽管从已有成绩来看，说经学复兴还言之尚早，但无疑已经形成自觉。

晚明时代无疑具有一种宽容精神，正是因为这种精神，一些中土士大夫甚至会称耶稣会士艾儒略为西来孔子，用孔子来形容一个外国人，可以说无以复加了。而经的正式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为经典，则应在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之后。

周予同在三十年代初撰写的《群经概论》中，总结了历史上对经的三种看法。由于随后袁世凯尊孔祭天，以及张勋、康有为等都是利用经学做其复辟之梦，因此招来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反击。

1534年西班牙人罗耀拉所成立的耶稣会，便是这种虔敬意识的代表之一。但新儒学目前仍在发展之中，在经过熊十力、马一浮的返本复性，牟宗三、唐君毅以来的中西对话之后，未来新的经学义理形态当是在人类几大知识体系反复互勘的基础上，透过经学视角为人类总体文明建立起更为圆融的基础性理论。

所以其它群书，衹要是‘文言的，也可以称为经。最近一些年，经过一些学者的层层建构，乾嘉学术中似乎存在一个系统的足以经世致用的意识形态，未免有些过度诠释了。那么，为什么在近代会发生那么大的争议呢？晚清以来，明确对经学加以反思，而又产生较大影响的首推皮锡瑞、廖平、康有为、章太炎等人。与朱明王朝相比，满清贵族本来文化比较低，所以他们反而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文明的华夏。

这是民国初年，越来越多的人，特别是青年人接受全盘西化论的精神前提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重建中国文论、艺术理论的声音便已出现。

但诚如梁启超、胡适所指出的，乾嘉汉学做学问的方式与受西学训练下的现代学者并无根本不同。但是，晚明三教的俗世化也并非没有好处，与之相为表里的，便是经学在当时的最新形态，阳明心学。

只不过在当时的中西交流中，中国并非完全处于弱势，通过耶稣会士向西方的介绍，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欧洲向近代转型。 邓秉元，原名邓志峰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。